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做客2009年最后一期“四方沙龙”
可以写我们自己的“设计史”了
《深圳商报》 王光明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管科研和学术的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通过出版《手艺的思想》、《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原乡·设计》、《身体的智慧——中国当代油画十年精神景观》等专著和主编《中国著名设计师学术访谈丛书》等相关丛书,多年来系统整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阐述传统物质文化的思想价值,受到文化界的关注。
在中国学术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竭其心智地在诠释、梳理着艺术的哲学、艺术的语言、艺术之于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意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便是其中的一位。
1985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就读本科期间,杭间就在《中国美术报》发表“对工艺美术的诘难”,引发专业界对“现代设计”是否应该取代“工艺美术”的讨论。杭间同深圳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多次作为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嘉宾同市民交流关于设计的话题,12月19日下午3点至5点,在关山月美术馆二楼报告厅,今年年度主题“设计·城市·生活”最后一期“四方沙龙”还是由他主讲,这次的话题为《聚珍:中国前一千年的阅读与字体设计》。
“四方沙龙”由关山月美术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和深圳雕塑院联合举办。关于设计,杭间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最新的信息和见解?本报记者昨日专访了杭间。
对生活的设计是一种启蒙
《文化广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对设计的认识一直在加深。今年“四方沙龙”的年度主题是“设计·城市·生活”,您能否对这个主题做一个归纳或总结?
杭间:中国近代关于生活艺术化的启蒙运动实际上从未中断。历史仿佛电影,从那穿着阴丹士林布的女性到“飒爽英姿”的铁姑娘,从乡场上端着青花粗瓷碗吃饭到KTV豪华包房,从前店后厂的商业小铺到城市商业广场,浓缩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寻常记忆”。生活有其不变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人的日常基本需要,但提升人的生活不变本质是人类超越生物性升华自己的一种终极需要,而艺术就在这时成为可能途径。“人如何活着”这个最基本的命题在包含着精神意义的同时也必定通过日常呈现,明代哲学家王艮即说“百姓日用皆道”。而就在这个层面上,作为生活艺术的“设计”就包含了“启蒙”的所有含义。
“装修热”反映独立生活价值
《文化广场》:您曾任《装饰》杂志主编,面对国人越来越趋于美化家庭生活设计,设计之于生活意味着什么?
杭间: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装饰”与“装修”、“装潢”很容易相混淆。“装饰”作为人类本能的需求和温饱以后实现更高精神需求的一种天才活动,“度”的把握被认为是通向美和丑的分水岭。当年蔡元培提出“美育救国”的思想,其实是他针对当时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一种策略,他提出的“装饰”正是他主张藉由生活艺术化的提升改造国民品质。1979年由张仃主持的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的创作,是中国装饰艺术运动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创作活动,中国美术界首先提出艺术形式美的独立价值。从普通人层面开始的家庭“装修热”,是中国人独立的生活价值意识觉醒的一种外在表现。“装修”或者“装潢”作为一种席卷全国城市居民以致影响到局部的一些发达乡村的改善居住环境的运动,其中挟裹着美学意义之大是学院的、专业的推广无法比拟的。
《文化广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冠之以“中国设计史”、“设计概论”的著述相继出版,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过去“工艺美术史”的翻版,也暗含中国设计界要回望、反思历史,寻找“中国设计”的新的潜流。您怎么看这个过程?
杭间:形而上地看,中国人近现代的生活质量、文化尊严、传统和现代的纠结,可以相当夸张地体现在“设计”的层面上。作为我们内心中由“坚船利炮”阴影构成的西方先进文化的代名词,“设计”以及它所体现的“物”成为一种先进生活方式的象征,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改革中成为许多先进人物的向往和追求。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局限,“设计”的变体——工艺、图案、装饰、工艺美术等等,就相继成为中国设计特定的曲折发展的表征,无数具有超前思想的设计师或设计教育家,不可避免地成为悲剧英雄。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写出自己的“设计史”了?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设计和经济一起发展这个事实,我们确实可以开始了。
不保护“知识产权”是严重误导
《文化广场》:文化创意产业最具争议的问题究竟是“文化”重要还是“产业”为主?在一些与创意相关的活动中,许多参与者就是在直接出售产品。
杭间:纵看世界文化产业做得成功的国家,一个成功的文化产业项目推出后,最终都回归到资本。如果说最好的设计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设计,那它同时也是给资本投入者带来巨大利润的设计。文化创意产业在改变“中国制造”的产业模式的同时,确实也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产业结构的改变、就业率的提高、文化品质的全球化等等,但应该看到,文化创意产业并不是万能的,而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双刃剑,如果不从真正的文化建设出发,不从本土道路出发,会永久割伤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对传统文化而言,它在现代社会的重生需要创造性发展,而不是“旧瓶装新酒”。要做到这一点,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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